早在2008年10月，北欧冰岛的主权债务危机就已暴露，并进入世人的视野。因该国经济规模较小，国际金融救助较为及时，终未酿成范围广泛的国际金融动荡。但是，2009年10月20日，希腊政府突然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超过12.7％，远高于欧元区的平均水（6.3％），更超过欧盟规定的3％。同年 12月8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穆迪调低了希腊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IDR），由A-下降至BBB+，其主权债务危机才浮出水面。

 

      起初，很多人以为希腊只是个例。但是，西班牙与意大利随后也出现问题。由于这两个国家的GDP总量占欧元区的比重较大，当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现危机时，才引发了全球对欧洲各国债务问题的关注。此后，葡萄牙及爱尔兰等国的类似债务问题也相继出现，主权债务信用评级频遭降级。人们将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 ，称为“欧猪五国（PIIGS）”。

      继“欧猪五国（PIIGS）”出现债务危机后，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希腊及葡萄牙等国的国债遭到市场抛售，债务危机迅速蔓延。即便是欧元区的主要经济体国家如德国、法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整个欧元区正面临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不管是接受IMF的救助还是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欧元区的高债务和高赤字都是解决欧债危机的最大障碍。对于危机中的国家来说，未来将对其财政制度与收支结构进行长期和痛苦的调整。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欧洲人的生活，也许能为这场危机找到恰当的注脚。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希腊政府在2009年的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3％，远超欧元区3％的上限；其债务达到GDP的113％，远超60％的上限。英国《金融时报》称希腊人是“世界上最挥霍的人”，该国净存储率仅为GDP的-7％，国债的70％由外国人持有，“这完全是一个国家放荡不羁的应有后果”。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希腊政府持续借贷超出自身收入能力的资金，以供养该国民众的高福利。对此，美国网站beforeitsnews在2010年4月30日讽刺希腊“像个亿万富翁那样消费，可事实上连百万富翁都算不上”，并称应该将希腊赶出欧元区，结束其不用付出劳动却享受疯狂生活的狂欢。

       20年前到希腊生活的伦敦人克里斯托弗 汉佛莱斯2010年4月29日在英国《每日邮报》上撰文，讲述了他在这个“灾难国家”看到的一幕幕。克里斯托弗写道，几十年来，希腊人一直沉浸在毫无节制、远超想象的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之中。克里斯托弗的老朋友约翰在希腊国家管弦乐队工作，从政府那领薪水，还有一年的产假和一年休假，而且不管演奏有多糟糕，都不会被解雇。他的一位很富裕的律师朋友一直继承着父亲的养老金。他的公务员朋友中有人根本就懒得去单位，做着其他工作，却依然拿着国家发的薪水。而克里斯托弗的岳父，退休金比他的工资还高。

      其实，希腊人的“奢侈”生活仅仅是欧洲人生活的缩影。从西到东、从北到南，整个欧洲的“高福利”让世界羡慕不已。

     一、欧洲高福利制度负面效应剖析

     对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普遍认为是欧洲各国近年来创新力不足，生产竞争力下降，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导致政府支出增加，尤其是2008年次贷危机蔓延，各国政府为挽救危机，政府支出大量增加，入不敷出造成的。问题的根源直指欧洲各国的创新力不足，生产竞争力下降。

      上述结论可以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201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竞争力排名中窥见一斑。该机构的排名显示，位列前10名的国家在欧洲只有3个，欧盟成员国只有瑞典一国，而在排名中的23个欧盟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名次出现倒退。毫无疑问，在这一轮世界性的竞争中，欧盟落后了，这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与美国同根、同源、同种、同价值观的欧洲，没有培养出乔•布斯，更没有比尔•盖茨，甚至近几十年来有关IT、电脑、互联网的所有革命性的发明几乎都与欧洲无关？为什么一向勤劳、勇敢、冒险、开拓的“基督山伯爵”如今坠落成“好吃懒做、坐吃山空”的纨绔子弟和浪荡公子？为什么在几个世纪里遥遥领先世界的欧洲，如今却变成了“笨猪五国”？

       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各国饱受摧残，战后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景非常悲观，士气非常低落。相反的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前苏联不仅在世界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伟大的胜利，而且经济发展也蒸蒸日上，人民士气高涨。受此影响，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再度活跃起来，受“第二共产国际”思潮影响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各国迅速崛起，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了第三条道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加上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希望在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之间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在具体政策上，则大力推行高福利制度。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西欧、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起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障、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各项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造成了克里斯托弗•汉佛莱斯所看到的令人神往而又不可思议的欧洲人的生活！

       欧洲福利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典型范式曾受到国际社会的顶礼膜拜，欧洲人也为此享乐了近半个世纪。从效果上看，欧洲的福利制度加强了欧洲人的凝聚力，消除了欧洲人的恐慌与悲观，维护了欧洲的和平，促进了战后欧洲经济和国民信心的迅速恢复，成为欧洲共同繁荣的基石。但是，由于二战后婴儿“出生潮”带来的人口增长，以及欧洲经济的持续多年发展，高福利导致的财政支付压力并不明显。但是，随着欧洲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口老龄化，以及高福利带来的财政支付的持续刚性压力的凸显，巨额的财政赤字及债务规模，冰岛、希腊等国政府的财政变得十分脆弱，在全球性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便演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并在随后波及整个欧洲。

       考察欧洲各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形成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高福利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之大，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

     （一）从社会保障角度考察：高福利和高薪酬导致高支出和竞争力下降

      数据反映，法国、英国、德国、瑞典、挪威、丹麦的社会福利开支分别占各国GDP的34.9％、25.9％、27.6％、38.2％、33.2％、37.9％。而希腊在2009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将近500亿欧元，而该年希腊GDP总额约为2375亿欧元，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总额约21.05％。显见，欧盟平均社会福利支出占GDP超过了30％，远高于美国的16.3％和日本的19.1％，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达到70％。毫无疑问，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给政府财政支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另据资料，“欧猪五国（PIIGS）”的每小时平均劳动成本几乎为亚洲国家的10倍左右，过高的薪酬水平挤占了科研、教育等投入，造成创新乏力、经济增长缓慢。过于优厚的薪酬待遇消磨了欧洲企业和民众的创新进取精神，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工作倦怠情绪。目前欧洲20～64岁人口的就业率仅为69％，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测算，自1980年以来欧元区人均GDP就一直比美国低30％，而且这一差距一直未能缩小。

       在高福利体制下，享乐主义情绪高涨，导致了人们好逸恶劳。欧盟各国人民生活相对安逸，对工作条件和工资要求相当高，宁可失业也不愿意“将就”，有的甚至一辈子不上班，而宁愿“自然失业”。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技术要素的增加，很多人不愿接受培训，“结构性失业”较多，国家为此又不得不多支付失业救济金。因此，高福利制度直接削弱了欧盟的竞争力。

     （二）从税收管理角度考察：高支出导致高税率和企业盈利水平较低、竞争力下降

      “欧猪五国（PIIGS）”在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面前，在维持巨额财政赤字及政府大量借债形成的高负债的同时，不得不实行高税率政策。2007年，欧盟的税收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9.8％，高于美国和日本可比数据约12个百分点。欧洲在保持高昂税收规模时，也保持着全球数一数二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欧洲的个人所得税率普遍很高，意大利、德国、法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均逾40％，相比之下，美国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只有35％。

       高税率政策使得国内企业不堪重负，迫使这些企业迁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使本国企业特别是工业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发展落后。长期以来的高税率，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而较低的盈利水平，必然导致企业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不足，消磨着欧洲人的创新动力，长此以往就严重削弱了欧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候，又不得不进一步依赖政府投融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客观上促使政府进一步提高税率。因此，“欧猪五国（PIIGS）”在经济发展上陷入了恶性循环。

        由于欧洲的高福利，在职者与失业者收入区别不大，有的失业者所获得的救济金甚至比低收入者的收入还高。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的报酬级差与美、日等国相比要小很多，造成欧盟难以培养出顶尖人才，即使培养出顶尖人才也往往流失到美国。多年来，法、德、英等欧洲大国也在努力建设类似美国“硅谷”的高科技研发、创新中心，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与美国“硅谷”的技术实力和资金实力相距甚远。

        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写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生产性”不仅是霸权国家兴盛的基础，也是一般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就欧盟各国而言，随着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欧元区的制造业在全球化中逐渐失去了市场，非高科技产品由于劳动力成本的高昂又处于价格劣势，加之又必须保持币值的稳定，便无法享受产品的溢价。因此，丧失了“生产性”的欧洲各国，自然就成了的经济霸权由盛到衰的现实写照。

     （三）从人口结构角度考察：老龄化加重了财政支出压力、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二战以后，欧洲人口结构变化剧烈，“婴儿潮”人口在20世纪末进入退休年龄。前所未有的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对财政支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储蓄和消费结构的显著变化：一是人口老龄化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增加，储蓄倾向降低；二是人口老龄化将使得更多的服务和产品转向老年消费者。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一是人口老龄化影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参与率。二是为了确保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必须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的强度，即提高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量，从而需要加强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导致工资率提高和资本回报率下降，从而降低投资率。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将从年龄老化国家流向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国家，因为在后者那里资本可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就欧洲而言，人口老龄化导致赡养率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急剧增加，加重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以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为主，当人口结构较年轻时，缴纳养老金的人多，领取养老金的人少时，这种制度能顺利地运行下去。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人口老龄化加剧，这种“缴费人多、领取人少”的局面不复存在。如图1所示，20世纪50年代时，欧洲这几个主要国家平均是6个工龄人员来支付1个退休人员的养老费用。最高的甚至超过了10个，所以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系能良好地运行。在欧洲债务危机发生时，支付1个退休人员的工龄人员的数量已经降到2个左右，但是这种高福利制度仍然没有改变，所以面对工会的压力，欧洲各国政府财政支出加大，从而不得不举债来维持这种高福利制度，债务危机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

       综上所述，欧洲高福利体制下“吃饭性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经济性财政相对减少，导致国家财政造血功能不足，失血过多，最终严重贫血。在欧元区的27个成员国中，除爱沙尼亚外，其余各国均是财政赤字，但是，爱沙尼亚的盈余比例也仅占GDP的0.1％，公共债务水平为GDP的6.6％。这意味着，多少年来，欧盟各国基本都是靠借贷过日，“卯吃寅粮”。

      二、欧债福利制度负面效应对我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从根本上看是财政危机，通过举债来应对债务危机只是应急之策，开源节流才是长远之本。“开源”就是要努力增强产业竞争力，通过推动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和教育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步入良性增长的轨道，实现财政安全及可持续发展。“节流”就是要努力削减财政支出，逐步使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降低到安全线以下。其中，养老金体系改革是欧洲国家开源节流、摆脱债务危机的关键之举、对症之方。

       欧洲各国目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经开始退休，再加上欧洲老龄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在持续增加，整个欧洲都面临着巨大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压力。有观点认为，只有放弃高福利、早退休等国家财力难以兑现的漂亮承诺，才能让欧洲经济真正踏上复苏坦途，欧洲社保体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是，欧洲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阻力重重。近来，法国和希腊等国家频频因为推迟退休年龄等社会保障改革措施引发大规模罢工抗议活动。欧洲的问题主要在于：
第一，社会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研究显示，与1946年相比，全球范围内，2016年一个人活过65岁的概率将由约35％上升到约75％，2076年将上升到约92％。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国家居民的预期寿命也在不断提高，但是“欧元区”的生育率却在逐年下滑，社会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据欧盟委员会估计，从2015年起，欧盟整体将进入人口负增长；2008年，欧盟15至64岁劳动者与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为4比1，而到206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为2比1，社会负担可想而知。

      第二，越拉越多的人选择提前退休。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统计，奥地利、卢森堡和芬兰等国部分居民大多会提前四年到六年退休，英国、丹麦、法国居民会提前一年左右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日本和韩国，国民通常会推迟6到10年退休。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现在欧盟成员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0岁左右，低于其他发达国家63岁的平均水平。

      第三，私人养老金缩水严重。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欧盟各国政府不仅财政收入锐减，而且还耗费巨资拯救金融机构和刺激经济增长，造成债台高筑，直接诱发了债务危机。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各国纷纷紧缩财政，未来数年内都将勒紧腰带过日子，更是无力支撑日益庞大的养老金支出。与此同时，轮番爆发的危机还令欧盟各国的养老金基金损失惨重。欧盟委员会说，仅2008年，私人养老金基金就缩水了20％。

      第四，养老金缺口巨大。英国英杰华保险公司日前发表的一项调研显示，欧洲就业者缴存的退休金比实际所需少1.9万亿欧元（约合15.74万亿人民币），这个缺口相当于欧盟年经济产出的1/5，说明欧洲家庭的储蓄习惯未能与预期寿命延长保持同步。调研显示，英国的养老金缺口达3790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6％，为欧盟之最。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和西班牙，二者的缺口分别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4％和18％。

      欧洲的这些情况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并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应对之策：

    （一）推迟退休大势所趋
在世界人口走向老龄化的同时，我国的人口也在老龄化。中国社科院曾发布报告称，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高的国家。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局长、首席经济学家科恩•特林斯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如下影响：其一，劳动力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变小，这会导致经济下滑，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其二，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需要精心照顾，尤其是80岁以上的高龄，整个社会需要更多的支出，需要国家和社会提前做出安排和准备。其三，应当被照料的老人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巨额的养老金支出，对于同等劳动力而言，需要支出的养老金更多。

       在2007年至2010年期间，德国、捷克、爱尔兰、希腊、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先后通过了提高退休年 龄的法案。德国和西班牙已经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并分别于2029年和2025年开始实施。而爱尔兰已于今年开始实施66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制度。欧盟委员会社会保护和一体化司司长乔治•费舍尔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解决老龄化难题中的关键一点是，老人必须在社会中变得更加“活跃”，必须工作得更久，同时还要更久地参与社会生活和建设。但是，有分析指出，推迟退休年龄的办法虽然暂时解决了资金缺口，但这种方法只是将问题向后推了一段时间，而且更晚退休并不利于现在已经不景气的就业市场。

       在中国，平均寿命为73岁，预计每5年将增加一岁。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特殊岗位职工的年龄略有增加或者减少）。因此，中国的职工退休年龄比欧洲低，这意味着我国需要适时逐渐上调退休年龄。让这群人工作得久一些，才可以有充足的资金维持养老金机制。

      欧洲社会保障制度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持续地向公民支付合理的退休金。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人们提取和享受退休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们可以从欧洲学到的经验是，不要承诺过高的退休金以及过早的退休年龄，否则，老年人可能就不愿意再投入到工作中。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在工作年限和退休年龄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如果人们从大概22岁开始工作，58岁退休，活到78岁，就是工作36年后领取了20年养老金，这当然是不可持续的。假如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3岁，就变成工作41年后领取15年的养老金，持续性明显增强。

     （二）公私结合解决养老问题

     即使在“孝道”这一传统观念不及我国强烈的欧洲，老人实际上也大多是由子女照顾，尤其是由家中的女性照顾，此种情况在我国更是如此。尤其是，我国从70年代开始就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现在的适婚青年大多是独生子女，一对夫妇需要照顾的老人可能多达四人（丈夫的父母和妻子的父母），如再加上退休年龄的推迟，使得照顾老人将有心无力，整个社会将面临赡养老人的难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家庭责任，更是社会责任，需要从制度上着手，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公私结合。譬如，推出一种赡养保险计划，老人的赡养人每月只要缴纳一笔数目并不大的赡养保险费，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有人帮助其照顾老人。这不仅解决了子女赡养老人的难题，而且还将催生专业护理行业的产生和兴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法国目前正在推行此项计划。

     关于老年人的医疗保障资金来源问题，许多国家都在思考如何有效结合公共和私营机构来实现最有效的医疗保障筹资。欧盟委员会主张改革劳动力市场，将现行的公共养老金系统和私人养老金计划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欧洲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完善养老金基金的运作模式和破产制度。但有观点提醒说，私有化将风险从国家转移到个人，但最终责任仍应由政府承担。

    （三）避免社会保障资金缩水，采取严厉监管手段确保保值

      2008年对全球养老资产来说是可怕的一年。有数据显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股票市场下跌了近半。2009年初公共养老金全球总规模为5.5万亿美元，在金融危机中损失1800亿美元；整个私营养老金基金缩水23％，截至2008年底全球大约损失了5.2万亿美元；主权养老基金是由财政转移支付形成的养老资产战略储备，也缩水近1200亿美元。养老资金的保值问题在危机后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根据法国的做法和经验，多元化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法国的做法是，建立三支柱的体系：第一支柱是以强制性的现收现付体系为基本支柱；第二支柱是现收现付式的补充性制度，由各个行业来组织；第三支柱是在2003年建立的一种退休储蓄。这种体系鼓励人们应尽早建立储蓄账户，并且把资产放在风险更小的投资中，越接近退休年龄，投资风险就要越低。

      在德国，法定养老金体系是整个养老金体系的核心，不基于资本市场投资，因此其现养老金体系在金融危机中并未受到股票大跌和市场波动的影响。过去的30多年中，德国通过立法确保社保基金投资的稳健。过去曾有人批评德国的投资规定太过严格，应该采用更加自由化的方式，但事实证明，这种策略确实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作用，德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担心养老金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

       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年12月15日第九届《财经》年会上建议，养老保险金可学习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股市获取收益。郭树清说，全国有2万亿元的养老保险金余额分散在各省……，如将这些资金组织起来，设立一个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委托一个机构，投资资本市场，对全体居民都大有好处。作为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初衷是好的，想尽快将中国股市拖出“泥潭”，但是，郭树清并没有看到股票大跌和市场大幅波动可能给养老金带来的巨大风险。

       如果看看中国股市十年来的发展水平，这种担忧就自有其道理。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一度高见2245.43点，十年来的2011年12月13日，上证指数以2248.59点收盘。这意味着在过去十年中，上证指数可谓是“颗粒无收”。在许多股民看来，宏观紧缩资金匮乏背景下的超高速扩容，是导致沪指十年原地踏步的根本原因。因此，在中国股市所处的大环境下，以德国经验为鉴，将养老金投入股市风险极大，应不可取。

    （四）根据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建立与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全民养老金体系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退休金还不是人人都享有，只限于很少一部分人，还有很多人游离在这个保障制度之外。这会导致一个结果：将来有很多老人的收入很低，到时再将每个人引入基本养老保险就显得迟了。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港、澳、台除外）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亿，占人口总数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亿人，占人口总数的50.32％。另据数据，占几乎一半的农村人口，仅创造了30％的GDP,而城市人口创造的GDP却占到70％。我国过大的城乡差别制约着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而且这种差距在很长长时期内难以改变。因此，高达50％的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险应逐渐纳入到全国社会保障体系中。

       不管城乡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别，要求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分别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模式。只有在农业人口的数量按照现代化国家的标志降到30％以下时，我国社会保障的城乡一体化才有可能推行和实现，目前还是应该量力而行、有所区分。

    （五）从青年入手解决就业难题

      尽管欧洲劳动人口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但青年失业率长期以来却一直居高不下，出现不少“啃老族”，成为欧洲面临的一大社会挑战。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8月，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失业率连续第七个月保持在9.6％。欧盟统计局估计，目前欧盟27国失业人口总数为2306.6万，其中欧元区为1586.9万。在所有成员国中，8月份失业率最低的为奥地利达4.3％，而失业率最高的是西班牙则高达20.5％。都灵大学经济学教授皮埃罗•加里波第在2010年10月25日-27日举行的“中欧社会保障高层圆桌会议”上指出，青年失业率高的问题可能还需要5-10年才能解决。

       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欧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解决日益加剧的失业问题，诸如，为应对就业危机提供公共基金支持，进行再培训和临时调整工作时间，使尽可能多的人保住工作等10项具体措施。在此基础上，欧盟委员会又提出，从欧盟社会基金和全球化调整基金中划拨190亿欧元用于支持成员国去年和今年的创业工程，帮助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者技能。

      除这些短期措施，欧盟还着眼于长远，将解决就业与未来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今年6月，欧盟领导人通过了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欧洲2020战略”，把低碳经济确立为欧盟经济的发展方向之一，这也为扩大就业指明了方向。欧盟在新战略中提出了“流动的青年”、“新技能和就业议程”等教育培训计划，要求到2020年将30岁至34岁人群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各种职业教育的人数比例从目前的31％提高到40％以上，同时强化终身教育和培训机制，从而显著增强欧盟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更加适应人员流动和岗位变化的新形势，更好地解决就业难题，并逐步提高欧盟的劳动生产率。

       目前，中国青年失业的形势同样严峻，欧盟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对大学毕业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以及对失业人员开展再就业培训，应作为政府责任对待，政府应拨专款长期不懈地开展这项工作，不仅增强大学生的就业能力，而且使失业人员能重新找到工作。

    （六）政府主导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

      相关数据反映，中国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大概占40％，而城市能够容纳劳动力的潜力是75％到80％，所以还有30％的转移空间。劳动力供应是否充裕，还存有疑问。随着商品流通的原因，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已经越来越有限。在城市化进程过程中，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应该再主要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因此，有专家认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成问题，反而是资金市场存在问题。中国不应该把50％的GDP用于生产产能的投资,中国经济应该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中小型服务企业是未来就业的增长点。目前，大量资金被投向大企业和大型的生产企业，还有大量资金被用于房地产业，而用于中小型服务企业的非常有限的。国外经验表明，中小企业型服务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只有服务好这部分企业，才能很好地解决就业。

(这是本人2011级马列课的作业，借鉴了不少公开的资料，仅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