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当事人和律师拿什么规范自己的行为？《民事诉讼法》应是首选。现行民诉法颁布于1991年，20年过去了，其中的很多规定已与司法实践和时代不合拍。虽然在2007年进行过一次修改，但那顶多是一次“小修小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日前，民事诉讼法的“大修大补”终于被提到了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

 

　　从公布的修改稿来看，这次修改对50多处条文动了“手术”，反映了时代的一些要求。但是，在常年身处法庭的律师眼里，本次修改还差强人意，值得评述。

　　首先，由法院单方主导的修改，只能算是法官的一场“独角戏”，体现了法院的功利主义要求。比如，为什么要将5000元以下的诉讼列为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在大城市里，5000元算不得什么，但在落后的农村，5000元可能就是一个农民全年的GDP，还算是小额？法院不能以案件多、压力大为由，漠视这类案件。法院和法官只是《民事诉讼法》的执行者之一，当事人和律师不可或缺，修法不能抛开当事人和律师。

　　其次，因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引起的公益诉讼，为啥只能机关、团体才能提起诉讼？设立公益诉讼，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诉讼方式维护公众利益，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的主体之外，总让人觉得立法机关缺乏足够诚意。不要担心“诉讼爆炸”，争强好斗的美国都没有出现“诉讼爆炸”，而与人为善的的中国人不至于此。只有允许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设立此项制度的立法目的才能实现。

　　第三，规范法院行为，必须大大扩充和细化《民事诉讼法》的内容。法院的问题广受社会“诟病”，司法腐败严重，主要原因是没有给法院和法官制定一套规矩。比如，法官接受当事人的证据不给收条，重要证据不收入卷宗；当事人起诉难，超期立案甚至不予立案问题严重等等。当务之急是，必须细化操作规则，大大扩充程序条文，大大缩小法官任意判案的空间。本次修改稿只动了50多处，无论从条文的体量还是具体内容，都是粗糙的，我们担心这是“隔靴搔痒”。

　　第四，借鉴西方制度须符合中国国情，西方的做法不能一律照搬。比如，修改稿拟设立拖延诉讼赔偿制度，甚至有人提出要设立强制答辩制度，就是照搬西方的制度。西方是法制社会、规则社会，律师制度十分发达，当事人打官司都要请律师（因浩如烟海的判例是非法律人能够明白的），而在中国，约会迟到是常有的事，打官司迟延提交证据并不奇怪，让当事人赔偿拖延诉讼的损失，或者要当事人强制答辩，则强人所难。

　　总之，修改民诉讼也是一项民生工程，需要法院、律师和当事人合力参与、贡献智慧才能完善，不能由法院自说自话，不能由少数几个学者坐而论道，立法机关应广为听取意见，特别是律师的意见。前不久，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召开的一次民诉法修改的研讨会，出现了一人台上发言、10多人排队等候上台的“奇观”，不禁让人心生感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