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立案审查程序，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才予以立案受理。

说起来，道理是如此简单：现行的立案审查制度，其实质是司法机关对于当事人民事诉讼请求的“未审先判”。而法院如果不能承担起止息纷争的功能，那么这种负担最终仍将转嫁到社会上去，从而增大社会成本。基于此，我们对废除立案审查抱以期待。但让人颇感意味深长的是，即便是在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论证时，废除立案审查制度的建议却并未得到相关专家、法官的全部认同。比如在报道中，就有法官提出，有些案件社会背景复杂，或涉及制度层面，不适合通过法院解决。这种案子会给法院很大压力，即使接了也很难解决，反而浪费大量司法资源。

我们必须十二分地看重这个来自法官的“异见”，这是因为作为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说法所体现出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司法现状，以及对于这种现状的深层无奈。“有些案件社会背景复杂”，是什么样的复杂的背景，令法官望而却步？“涉及制度层面”，涉及何种制度，令法官首尾两难？“会给法院很大压力”，这是来自何方的压力？这些问题说出的是一个社会的体制之痛，更是摆在我们时代司法改革面前的重大命题。

的确，对于未审先判而言，我们面临的不光是一些可能的恶意诉讼或浪费司法资源的“零碎权利”，还是一些潜在的，可能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权力掣肘。这也正是江伟教授所指出的：有一些法院明确对立案范围进行限定，如某高级法院下发的内部文件规定，对集资纠纷、土地纠纷、职工下岗等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就此而言，仅仅是用立案登记制度代替现行的立案审查制度，只能算是形式的改良，因为登记之后下文如何，仍然是两可的，不得而知的，那么又如何能让人产生对公正与正义的信心？

显然，对于法官而言，要让他们真正符合一些基于法制精神的理念，根本的问题仍在于，我们要让他们成为正义与公正的法官，要让他们成为法庭的国王，还是让“法庭成为国王的法庭，法官成为国王的法官”（英国民谚）。其实质，在于我们是否让作为社会分支的司法具有足够的独立地位。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句话：“如司法和立法、行政不分离，则无自由可言。”我们也正是在这方面，抱以耐心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