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没有“强制第三人”，法院凭什么硬塞？
——从嘉峪关中院一份撤裁裁定看诉讼思维对仲裁的又一次误伤
文 / 蒲杰博士
【编者按】这是仲裁司法审查评论系列之四。前几期我们分别戳破了公告送达、格式条款砍仲裁协议、简易程序撞上当事人约定的迷思，这一期聚焦一个同样离谱的现象：法院以仲裁庭“未允许有利害关系第三人参加仲裁”为由撤销裁决。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案号（2019）甘02民特17号。仲裁到底有没有“第三人”？这案子错得多离谱？往下看。
一、案情很简单，法院一句话就翻了盘
案件本身不复杂。
2009年，苏瑞国与嘉峪关嘉恒房地产开发公司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买了一套房。合同上盖着嘉恒公司的章，葛建功作为嘉恒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签了字。后来交房、办证出了纠纷，苏瑞国按照合同约定去嘉峪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办证并支付违约金。
仲裁庭审理后作出裁决，基本支持了苏瑞国的请求。嘉恒公司不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理由之一就是：葛建功是公司的第二项目部负责人，公司曾和澳泰商贸公司签署过联合开发协议，葛建功在那份协议上是澳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来签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他又成了嘉恒公司的代理人。嘉恒公司认为，葛建功才是实际的出卖人，整件事公司并不知情，仲裁时公司申请追加葛建功为第三人，仲裁庭不准许，导致程序违法。
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作出一纸裁定，认为：“葛建功……应当作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参加仲裁，仲裁庭未准许其参加仲裁属于违反法定程序。”于是依据《仲裁法》（2017年修正）第五十八条，撤销了这份仲裁裁决。
就这样，法院因为仲裁庭没把一个“有利害关系”的人拉进来，翻了整个仲裁的盘。
二、翻开仲裁法，根本找不到“第三人”三个字
民事诉讼里，有第三人制度，民事诉讼法规定得很清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的，或者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或者由法院通知参加诉讼。这是法院作为公权力机关享有的程序裁量权。
但仲裁里有没有这一套？翻开《仲裁法》，从头翻到尾，压根找不到“第三人”三个字。再翻翻国内各大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几乎都没有“追加第三人”制度。因为仲裁的根基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庭的权力来源于双方当事人之间那份白纸黑字的仲裁协议，而不是国家公权力的授权。第三人与案件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仲裁庭凭什么把他拽进来？强行追加，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合同依据。
有人可能会说：嘉峪关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里有没有“第三人”条款？从裁定书的内容看，法院一个字没提仲裁规则里有这样的程序，申请人也没拿规则说事。大概率，嘉峪关仲裁委的规则和其他主流仲裁机构一样，根本没有强制追加第三人的程序，甚至可能连经当事人同意追加的制度都没有。法院绕过仲裁规则，直接拿《仲裁法》“违反法定程序”来套，这是用一个没有规则基础的“程序”去否定仲裁的程序。
三、为什么不设强制第三人制度？这得从仲裁的基因说起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诉讼中有第三人制度，为什么仲裁就不能有？这不是让纠纷得不到彻底解决吗？
这恰恰触及了仲裁与诉讼的根本区别。我们来仔细说说仲裁为什么不设强制第三人制度。
第一，仲裁的权力来源是仲裁协议，非公权力。法院可以追加第三人，因为法院的管辖权来源于国家主权，覆盖所有在法律上有牵连的主体。仲裁的管辖权却像一座孤岛，只延伸至那些自愿签署仲裁协议登上这座岛的人。要强拉一个没签协议的人上岛，既破坏了岛上的契约秩序，也超出了仲裁庭的权限。没有仲裁协议，仲裁庭就管不着，这是仲裁的第一铁律。
第二，强制追加第三人会瓦解仲裁的保密性。《仲裁法》明确，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的身份、争议金额、商业细节，都被圈在一堵保密墙之内。如果允许仲裁庭强行追加第三人，这堵墙就会出现一个不可控的缺口。被追加的人可能与一方存在商业秘密关联，可能成为信息披露的风险源；当事人原本信任仲裁的私密性，现在却要被强迫向一个陌生人敞开交易底牌。这和诉讼的公开审理逻辑完全不同——诉讼天然就是开放的，而仲裁天然就是封闭的。
第三，强制追加第三人会严重损害仲裁的效率。仲裁的一大优势是一裁终局、程序快捷。如果允许任意追加第三人，每一方都可能为了拖延程序、转移焦点而不断申请追加各种“有利害关系”的人，仲裁程序的节奏将完全失控。诉讼中有强制追加，但同时也有上诉、再审等纠错机制兜底，而仲裁一裁终局，容不得这么折腾。
第四，合意是仲裁的程序底线。即使少数仲裁机构允许“追加当事人”，也无一例外地设置了严苛的前提：要么所有当事人（包括被追加的人）一致同意，要么被追加的人本身也是原仲裁协议的签署方。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任何人都不能被强迫放弃诉权而去仲裁。我国《仲裁法》明确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任何人都不应被强行纳入仲裁程序。如果法院可以用“有利害关系”为由绕开这个规定，那仲裁的基石就碎了。
四、法院到底错在哪？
嘉峪关中院的这份裁定，至少有四个错误。
错误一：将诉讼的“第三人”概念移植到了仲裁。法院说葛建功是“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这完全是从《民事诉讼法》搬来的术语。但仲裁程序中没有这个概念，嘉峪关仲裁规则大概率也没有规定“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这一概念。法院用一套只存在于诉讼中的程序制度去衡量仲裁的程序合法性，这是典型的张冠李戴。
错误二：混淆了“程序违法”的审查依据。判断仲裁程序是否违法，依据是《仲裁法》和当事人选定的仲裁规则。嘉峪关仲裁委员会的规则里如果没有强制追加第三人的程序，那么仲裁庭不准许追加，就谈不上“违反法定程序”。法院绕过了仲裁规则，直接拿自己的正义观要求仲裁庭追加，等于用自己的规则替代了当事人的程序合意。
错误三：无视了仲裁庭对程序管理的裁量权。即便部分仲裁规则里有追加当事人的机制，比如经当事人申请、仲裁庭同意的“追加当事人”，但是否准许追加也属于仲裁庭的程序裁量权，法院不应随意替代仲裁庭的判断。本案中，申请人申请追加葛建功，仲裁庭不准许，法院不但没有审查仲裁庭是否滥用裁量权，反而直接以自己的判断取代仲裁庭，这是对仲裁独立程序的另一种干预。
错误四：将实体责任分配问题包装成程序问题。嘉恒公司说“合同是葛建功签的，我不知情”，这本质上是实体责任的归属问题——到底由谁来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葛建功确实应承担责任，嘉恒公司可以在承担责任后向葛建功追偿，也可以另行提起仲裁或诉讼。但这并不构成仲裁程序违法。法院用程序违法撤裁来解决一个实体责任分配的疑虑，是用撤销仲裁裁决程序替代了对实体问题的审理，混淆了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的界限。
五、结语：仲裁不是法院，别乱塞“第三人”
仲裁的契约性、保密性、高效性，决定了它不能像诉讼一样设一个可以强制追加的第三人制度。仲裁规则里之所以不写强制第三人参加，不是疏忽，而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里。
嘉峪关中院（2019）甘02民特17号裁定，混淆了诉讼与仲裁的基本程序分野，把民事诉讼的第三人制度强行焊在仲裁身上，是一次典型的司法越位。仲裁庭未允许有利害关系人参加仲裁，根本不是“违反法定程序”；真正违反法理的，是法院自己跨过了仲裁意思自治的边界。
